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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式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表达

发布日期:2021-09-02

  6月18—20日,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办,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烟台市心理学会承办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烟台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建设”这一主题,就心理学在当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作用与未来,展开了深入而又广泛的讨论与争鸣,并尝试对此进行深刻的追问与应答。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疫情防控工作或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治理新挑战。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前行是和这个社会的国民心态息息相关的。没有健康、平和与理性的社会心态,社会的健康发展终究会落入虚无。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和折射。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稳定的前提,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亦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部分,提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和矫治”。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首次将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其提出的三大治国方略之首。在孙中山看来,人心是人世间万事的本源,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归之于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指出,“国家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离不开心理的健康发展”,“只有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心理学研究成果,预测、引导和改善个体、群体、社会的情感和行为,才能提高国民心理素质,促进国民心理健康,提升国家凝聚力。唯有心安,才有民安,才有国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目的是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按照心理学规律开展社会治理,实现“由心而治”,进一步凸显了社会治理实践与心理学学科的紧密关系。这说明,在社会治理中,可能需要解决或者回答更多的问题,但社会心理建设无疑是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换言之,缺少了社会心理建设支持的社会治理,很难说是成功的社会治理,至少其成效是值得商榷的。

  近年来,国内外心理学界围绕社会治理相关问题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能、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有力的心理学支撑,凸显出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代,心理学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如何表达,才能更为妥帖地与社会治理的时代诉求相呼应?6月18—20日,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办,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烟台市心理学会承办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烟台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建设”这一主题,就心理学在当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作用与未来,展开了深入而又广泛的讨论与争鸣,并尝试对此进行深刻的追问与应答。

  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当下社会治理中,心理学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回答,一方面凸显了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对社会心理建设的聚焦与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心理学立足于新时代,紧扣时代脉搏,以心理学特有的方式对时代呼唤的应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辛自强提出了构建“社会治理心理学”的主张。他指出,社会治理对心理学的迫切需求已然初露端倪,构建一门崭新的学科——社会治理心理学已是水到渠成。在他看来,社会治理心理学是介于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的新学科,它是探讨社会治理“内生的”以及“相关的”心理学问题,用于理解和改善社会治理实践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一个学科的存在是由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决定的,社会治理心理学主要探讨以下两类问题:一类是社会治理内生的心理学问题。所谓“内生”的问题是指由社会治理实践本身产生的逻辑上必然存在的问题。另一类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心理学问题。该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和鲜明的实践性,兼具行为科学与政策科学的性质。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永玉指出,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建设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一年多以来,每一位心理学工作者都在尽力做有益的事,用自己的专业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也用自己的专业研究相关的科学问题,凸显了社会心理建设在当代形势背景下的重要意义。在重新思考“世纪三问”——梁启超之问、李约瑟之问、黄炎培之问,以及新世纪的钱学森之问和何方之问之后,他号召学界深入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将其视为学者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表达了后疫情时代对构建人类风险共同体的思考。他从信息、信任与信心三个方面分析了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认为人类应该抛弃偏见,同仇敌忾,共建人类风险共同体,以抵御来自未知世界的风险。信息对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消极情绪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信息公开越及时、透明度越高,人们的积极情绪越多、消极情绪越少。官方信息源的信任对疫情防控主体的信心有正向的影响,即越信任官方信息源,对社会各界疫情防控的信心越高,官方信息源的信任对信心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非官方信息源的信任对信心的影响不显著。

  兰州大学教授李静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处于一定环境与条件下的人们共同体在发展动因、群体目标、群体形态及群体凝聚力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对中华民族这一群体进行动态分析并探索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及其现代特征、探索其历史叙述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逐渐从自在状态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开启了民族发展的新征程,在自在、自觉的基础上进入现阶段的自为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的动态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开启了民族自为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发展动因来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凝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态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凸显。

  温州大学教授于海涛指出,传统文化有利于认同来源的充实。传统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不仅沉淀下国家的记忆,同时也沉淀下民众对国家的浓厚感情。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传统文化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为国家认同意识的提升打下了心理基石。

  西南大学教授赵玉芳认为,以往研究关注人们如何应对文化混搭。从文化混搭对心理融合的影响及其内在心理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文化混搭能促进心理融合。心理融合与不同群体的文化混搭相辅相成。在排除了文化的熟悉感和喜悦感后,联结感知其实是在心理融合过程中起到了让不同文化类型相互影响的作用。因此,文化混搭是一种可能的间接群际接触方式,它可以促进个体对相应外文化群体的心理融合。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心理建设需要尊重人性和心理规律,理解心理规律,依循心理需求开展心理建设。社会心理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牵涉民众内心的方方面面,不能采用简单的“治病救人”逻辑,而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善治谋篇布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纪婷婷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人性的光辉。她认为,在疾病威胁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群体凝聚力与内群体互助。但从个体层面而言,疾病威胁下的助人行为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被感染风险。基于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视角,疫情下病原体回避动机更强的个体表达了更消极的助人意愿。然而,该效应仅发生于存在社会接触的助人行为上,病原体回避动机并不影响人们对零接触的助人行为的参与意愿。此外,疫情威胁下的焦虑情绪在病原体回避动机与消极助人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病原体回避动机更高的个体,因在疫情中具有更高的焦虑情绪,而降低了助人意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奖从“我”这一特定主体出发,认为就物质主义与亲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这个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绿色和亲近的,人只有在与环境的良好互动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我”,每一个“我”的主体边界不超越环境限制,在环境的界限内,“我”才真正具有意义。缺少对“我”的本真理解,社会亲环境行为也就失去了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明亮认为,亲社会行为不仅涉及实施者、接受者与旁观者的一次行动,而且还会随着接受者或旁观者转换为实施者而变成持续发生的行为。由实施者的亲社会行为引发的接受者对一般他人实施的亲社会行为(即接受者亲社会行为传递)和旁观者以实施者为榜样而向一般他人实施的亲社会行为(即旁观者亲社会行为依从或从众),都可被看作亲社会行为的广义传递,从而有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在社会的广泛传播。

  心理贫困是社会心理建设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心理贫困是与贫困人口相伴生的一种负性个性特征和心理健康变化。有研究表明,给心理贫困民众提供支持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心理建设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近年来,贫困心理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西南大学教授胡小勇发现,贫困人口有着独特的社会认知模式,并以此为核心表现出一系列心理与行为特征,其中大部分特征不利于他们适应社会、摆脱贫困。他们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只在意眼前收入的多少而不愿做出长远的人生规划,相对较少地为子女未来发展进行投资等,长此以往形成“贫穷—特定心理与行为模式—继续贫穷”的恶性循环。贫穷不仅是简单的缺少金钱,对于贫穷者而言,它更是一种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生存环境,这种高压的稀缺环境持续地削弱着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促使个体做出不恰当的经济决策,使得贫穷的状况难以改善。他指出,稀缺心态显著负向预测教育投入行为,这就意味着贫困程度越深,稀缺心态越甚,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行为更少,认知水平就越受限,进而在教育投入决策行为中更加不利。因此,改变贫困人口的特定心理和行为模式(稀缺心态),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社会治理水平。